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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远报 ‖ 会馆 · 远距离贸易 · 商业网络:以明清时期北京的歙县会馆为考察线索
发布时间:20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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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论坛·

会馆·远距离贸易·商业网络

——以明清时期北京的歙县会馆为考察线索

熊远报

[作者简介]熊远报,1984年在武汉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7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1年在东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01—2003年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东京大学),2015—2017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現为早稻田大学教授,主要从事16世紀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城市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中世后期における东アジアの国际关系》(合著)

摘  要

“会馆”主要出现在16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大都市与江南地区,以及长江、运河沿线市镇。这一现象与世界和东亚历史上的共振——新航路开辟、美洲发现以及早期全球贸易活动的急速展开密切相关。16世纪30年代日本银的飞跃性增产,与16世纪中后期中南美洲大型银矿波托西(Potosí)等的开发,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核心媒介——白银;而白银兼具中国流通货币特性,引发了中国包括区域内、跨地域、国际贸易在内的商业性革命。以白银为“震源”的全球规模的商业海啸,以及东亚海域贸易的持续高潮,导致东亚地区的长期性社会膨胀。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形成与社会膨胀、活跃的商业流通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资本,以保证远距离的人钱、物、信息等移动的安全,以及质量、效率、交易信用和商业秩序。商人因此开始建立自己的、长期的、远距离交易过程中的各种商业习惯与准制度化体系,以确保利益,应对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设立会馆,建立同乡组织,成为具开放性、社会关系可随地缘圈扩展的现实选择,其背景是大量背井离乡的商人、流动人口的存在,以及以地缘商人群体为核心的商业网络的形成。北京的歙县会馆是在基础设施、法律制度、信用、信息传递、安全保障系统不发达的明清时代,民间社会多样性市场秩序化努力的一个象征性存在,是徽州商人北方地区的多功能信息中心、社会关系和商业网络的结合点,一个异地经商者的信用保障据点。它为各种基于个人关系的商业交易,社会关系的交流、扩充、整合,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共同舞台。

关键词

 会馆  白银  贸易环境   商业网络  交易成本


“会馆”出现在16世纪中期以来的大都市、江南地区,以及长江、运河沿线的市镇。它是全球化早期由白银流动引发的东亚国际贸易海啸背景下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动之一。北京的歙县会馆是在基础设施、法律制度、信用、信息传递、安全保障系统不发达的明清时代,即缺乏有效保护远距离商业交易的环境下,民间多样性市场秩序化努力的一个侧面。北京的歙县会馆是徽州商人在北方的一个多功能信息中心,是开放的社会关系和商业网络的结合点,也是一个异地经商者的保障中心和信用保证据点。它为各种基于个人关系的商业交易,社会关系的交流、扩充、整合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共同舞台。它的存在,既维护了本地域商人的权益,也降低了交易成本。本文拟通过考察北京的歙县会馆产生、历史变迁、功能、长期存续的内在动力,以及会馆与明清时代远距离交易、商业网络的关系等问题,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交易成本与明清时代商业环境的关联性问题,也算是以全球史视野讨论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尝试。

 

  北京的歙县会馆

  歙县会馆虽以“歙县”这一行政区域命名,但它与其他各个以行政区域命名的地方会馆一样,与其行政区域——府、州、县的行政机构并无直接的财产所属和管理隶属关系,而是该地区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与建设的一种设施。有关北京的歙县会馆,目前还没有一份连续、完整而系统的数据。北京的歙县会馆的主要数据《重续歙县会馆录》,是与会馆管理渊源甚深的徐上墉一家收集整理的。徐上墉在其祖上崇祯十年(1637)、乾隆四十年(1776)分别汇编的会馆数据基础上,于道光十四年(1834)编辑了该书。在传统中国府县层级的在外会馆中,北京的歙县会馆的资料是最为丰富的。

  北京的歙县会馆在诸多在外的地方会馆中,不仅起源最早,而且存续时间最长。自16世纪中期设置起,至20世纪50年代初移交给北京市政府,歙县会馆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存续了近四百年。下面,试就歙县会馆的主要问题作一梳理。

  第一,歙县会馆的创始时间。相关数据并无确切记载,据《重续歙县会馆录》中收录的郑涛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所写的“序言”可知,当时在北京的歙县出身者会聚一堂,商议会馆建设、会规、会长、会费等事宜,在外城的菜市中街买地购屋设立了以“崇义馆”为名的歙县会馆。由此可知,至迟在嘉靖三十九年,歙县人已在北京创设了歙县会馆。

  第二,歙县会馆创设者的身份。据《重续歙县会馆录》的记录可知,会馆创设参与者共有杨忠等三十二人。他们的生平事迹因缺乏文献记载具体不明,由歙县的地方志对他们并无明确记载与当地文献生成的一般特点,可以推测,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科举功名或官衔的在京歙县商人。尽管事后歙县出身的官僚们参与了其事,修改后的会馆规定中也以官僚、士子为主导,对商人身份的会馆设施利用(外城会馆的住宿等)进行一定的限制,其中一些条规还具有身份歧视性特征,但会馆的具体事务主要由比较殷实的商人主持、操作。除会馆的主要资产由后述捐官盐商的资助外,会馆资产的扩张也主要得益于北京的歙县茶商、银商等日常性捐款与经营。清嘉庆时期及其后,北京歙县会馆的日常性经费主要来源于远隔一千公里之外的扬州两淮盐商总商江广达等人每年三千银两的固定化捐助。由此可知,北京歙县会馆的产生、运营、存续的真正力量在于本县出身的商人。

  第三,会馆的建筑与环境的变化。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得到歙县出身的京官、外官在经济上、精神上支持的商人杨忠等人,将原先狭窄的会馆迁移至前门西侧。此会馆在使用过程中历经嘉靖四十四年(1566)、万历十年(1582)、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次大的修缮,于崇祯十七年(1644)毁于战火。明清政权交替之际,虽有清初歙县出身的张习孔捐赠的新安会馆可资利用,但此馆并非歙县的专用会馆,为徽州六县所共有。这一状况直至乾隆六年(1741),歙县潭渡出身的扬州盐商兼官僚黄履昊将宣武门外大街时价约值十六万两白银的住宅捐为会馆为止,歙县长时间在北京没有独立的会馆建筑。其后,歙县会馆以宣武门外大街的会馆设施为中心,在同乡商人、官僚等的捐助下不断扩大。会馆的土地、建筑至20世纪50年代初被北京市政府接收时,在府州县的会馆中,歙县会馆的财产也属规模最大的(参见图1、图2)。

图1  会馆平面图(《重续歙县会馆录》)


  

图2  会馆的义庄平面图(《重续歙县会馆录》)

第四,会馆的财产与增值过程。尽管清初一百年间歙县在北京没有独立的会馆,但并不意味着会馆组织并不存在。事实上,北京的歙县商人等在迁移会馆的同时,于嘉靖四十一年在永定门外购买土地,作为会馆的附设机构,建立了以墓地和祭祀设施为中心的“义庄”,主要为在北京经商、游历去世后无力远运灵柩回乡者提供墓地以及相关公祭的设施。

在前揭《重续歙县会馆录》编纂之后,尽管在档案数据中偶见歙县会馆以及相关人士的活动踪影,但系统性数据缺乏。不过,从下表仍然可以看出歙县会馆资产的增殖趋势,科举废除和首都南迁之后亦无大的变化。

1   北京的歙县会馆资产以及增殖过程


时间

场所

具体内容

捐赠人与金额

备考

嘉靖三十九年

菜市中街

会馆

杨忠等32名“出己资若干”

第13、17页

嘉靖四十一年

正阳门西

会馆

杨忠等人

第13、17页

嘉靖四十四年

正阳门西

会馆修理


第13页

万历十年

正阳门西

会馆修理


第13页

万历三十一年

正阳门西

会馆修理

姚冽等36人

第13、19页

万历四十八年

正阳门西

会馆修理

呉伯達等官僚

第13页

崇禎三年

正阳门西

会馆修理

朱鏡新等人

第13页

崇禎十年

正阳门西

会馆修理



崇禎十七年

正阳门西

会馆因战乱烧毁


第23、24页

10

清初

牛穴胡同

新安会馆

张习孔北京住宅

第24、25页

11

乾隆六年

 

宣武门外大街

歙县会馆、土地与房产63间

黄履昊宅(约银16万两),官民捐赠3329两

第25、35页

12

乾隆二十一年

宣武门外大街

买进土地与房间14间


第55页

13

乾隆二十二年

宣武门外大街

会馆经费

商人徐建勋等2757两

第35、36页

14

乾隆二十四年

宣武门外大街

增建40余间,购房20间与地基

官僚程景伊等捐银347两

第28、36页

15

乾隆二十七年

宣武门外大街

修理会馆经费

许荫采等800两

第28页

16

乾隆三十年

宣武门外大街

会馆运转资金

许荫采等2000两

第28、30页

17

乾隆三十二年


会馆运转资金

商人曹氏500两

第29页

18

乾隆三十六年

草厂胡同等

新会馆房屋30余间

乾隆二十八年后共捐银4675两

第30、37页

19

乾隆四十一年后



官商捐银2651两

第61-62页

20

嘉庆十年至二十三年



官商捐银832两

第62页

21

嘉庆十六年


会馆经费3000两(固定化)

扬州盐商江广达等捐赠

第54、60页

22

嘉庆十八年

日南坊(米市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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